本篇文章893字，读完约2分钟
最高法开始复审，比较本案法律难点，表现出确定的态度，释放确定的信号，无疑会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为环境公益诉讼制作参照模板。
5月6日，新京报记者从中国绿发会获悉，该组织决定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书，审查“常州毒地事件”。 迄今为止，一审判决原告“中国绿发会”和“自然之友”败诉，后二审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但原告仍不清楚事实调查，适用法律错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年发生的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毒地事件”，可以说是一波三折。 一审判决驳回了环境保护团体的所有诉讼请求，要求两原告承担189万多元的诉讼费，引起了舆论的巨大反响。
二审结束了“天价诉讼费用”，向3家污染公司道歉，继续驳回环境保护公益组织为了消除污染的影响、恢复生态的核心诉讼请求，给环境保护组织面子，输给了里子。
这种环境公益诉讼的例子不仅让环境保护团体受伤，也不符合公众的期待。 污染者已经认定污染责任也很明确，但污染公司不需要有钱治疗污染，为以前的污染买东西。
这个事件的核心问题是当地政府收容土地的污染管理，是否应该执行“谁污染管理谁”的法律，污染公司“能否在形式上承担责任，实质上是免责”。 这个问题必须明确。 否则，会给污染管理和环境公益诉讼发出混乱的信号。
现在，最高法院不仅审查了“常州毒地方案”，体现了司法的负责人，还应对了舆论、业界的关心。 更重要的是，最高法开始复审，有可能成为这个事件的重大拐点。 这可能会释放确定的信号，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为环境公益诉讼制作参照模板。
现在很多环保组织对推进环境公益充满热情，但他们的努力往往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失败了。 迄今为止，在许多环境公益诉讼中，环境保护组织经常遇到鉴定贵、取证难、审判难等课题。 环境公益诉讼面临着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使环境保护组织变得困难。
因此，这次最高法院审查了“常州毒地事件”，振奋人心，其模范价值不言而喻。 当然，环境保护团体为了在公益诉讼中挺身而出，打破地方保护主义，进一步阐明了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支持不足、误判追究不足、诉讼规则完全细分等诸多痛点，将人为干扰降到最低，降低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
□井泉(媒体人） 【:于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