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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天凯、何亚非、郎胜钊、刘军是这个“中国城”的四位年轻译者。 何亚非(后来担任过国侨务副主任)翻译速度很快，被称为“快手”，崔天凯(现在中国驻美大使)擅长推敲语句，两个人的字都很漂亮。
郎胜钿等人从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联合国口译培训班毕业后，被分配到纽约工作。
自从中国在联合国，特别是1973年中文从联合国的官方语言提高到大会和安理会的工作语言以来，中文翻译人员的不足日益明显。 在那之前国民党当局的联合国代表的发言通常是英语，中文同声传译只是形式，联合国文件也不需要翻译成中文。 现在北京方面“随时随地，他们参加的所有委员会”都需要中文翻译。 优秀的同声传译，特别是中文“像音乐会的小提琴家一样少见”。
因此，共同成立联合国口译班成为这个青黄不接时期的中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共识。
十年的准备
1971年10月，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11月，何理良作为代表团成员，和丈夫、第一位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一起来到纽约。 她在《中国情报周刊》上想起，当时中国代表团需要来自大陆的翻译来更好地传达中方的意思。
这项事业落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头上。 1972年，外交部向北外转发文件，是联合国和苏联政府签订的在莫斯科举办联合国口译培训班的协议。
北外英语系副主任张载梁研究了其协议。 他告诉《中国信息周刊》，联合国每年向莫斯科语言学院提供近30万美元的资金，但必须检查和监督培训班的工作。 当时还在“文革”中，大家都担心被评价为“卖国主义”，所以担心很多。
1973年，联合国助理秘书长格拉夫带着妻子特意来，与外交部国际司和北外代表就举办翻译培训班进行了协商。 北外教务处副处长张中载参加了这次会谈。 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进行了口头协商。
张中载回忆《中国情报周刊》，邓小平复活批准了这个项目，准备工作很快展开。 但是随着邓小平再次被推翻，准备事业也搁浅了。
1978年5月25日下午，联合国副秘书长戴维森来访，与外交部国际司副长官冀晨铸等在北京饭店举行会谈，决定举办翻译培训班的详细内容。
后来担任驻美大使的李道豫当时在外交部国际司工作。 他告诉《中国情报周刊》，当时中国政府有明显的意图。 中国支付了高额的联合国会费，应该是成比例的国际公务员在联合国工作，但不能派遣。 无论是做翻译还是做其他行政工作，都要具备外语能力。
1978年10月，北京外国语学院院长刘柯去纽约，与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一起与联合国人事司、翻译司谈判，达成协议。 12月，《联合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训练中文翻译和口译的方案》在联合国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上通过。 根据这个计划，联合国提供75000美元的电气教育设备，为一个学生提供6000美元的费用。 学生人数一期不超过25人。
三个以上的招生
1979年3月末，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招募翻译类的红色头文件。
招生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天津和杭州举行。 北外英语系教师周育强是近水楼台得分月。 吴江教师进修学院的英语教师蒋保忠从《解放日报》上看到了招生的消息。
4月29日进行的预备考试有56人参加，227人合格，进入了5月下旬在北京、上海、广州进行的预备考试。
初试英译中的考试问题来自英国《经济学家》杂志的复印件，考生必须知道其中的“north”和“south”是指发达国家和快速发展中国家。 中文考试问题包括古文和熟语等。 例如，“渗出汗”是什么意思？
周育强对国际政治问题印象深刻: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同盟国内部两条路线的斗争为例进行证明。 他在打开第二战场的问题上指的是苏联和美英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但他的考试同事认为这是指苏联共产党内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
7月，复试在北京国际俱乐部举行，这一轮只剩下43人。
复试是联合国翻译培训班的入学考试。 考官14人，联合国7人包括联合国人事司长韦伯斯特、翻译司长塞斯派克、翻译司中文处长汤兴伯、会议服务司口译处中文组长范家架，中方7人来自外交部和北外，张中载和张载梁在其中。 考试问题由联合国职员带来，考生轮流进行个别面试。
张中载观察到，联合国考官关注的不仅仅是考生的英语水平，还有考生的举止、会话和风格。 一名考生英语流利，问题也很好地回答，中方考官认为他能顺利通过，但联合国官员在评议中首先发言，说“unpleasant personality”(“举止不好”)、“affected”(“好像是故意的”) 张中载说，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风格与“资产阶级作风”联系在一起，如果被抛弃，这个考生至今也不太清楚他为什么没有被录用。
考试结束后，联合国工作人员陆续表示许多考生的英语水平很好，超出了他们本来的想象。 人事部长韦伯斯特建议，由于考生的水平很高，学习时间是否可以从预定的1年半改为1年。 但是，中方还是重复了原议。 这是因为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可以保证鸣第一炮。
考官团认为来自北外的邵文光和李青原的表现最好。 邵文光是外交部国际条法司长邵天任的孩子，从小教专家英语发音，李青原1977年在英国留学过。 范家架向中方表示，最近口译处中文小组将有几位口译员退休，建议从国内派遣人员空弥补不足，以免台湾方面的人插队。 外交部与联合国方面协商，决定1979年9月直接去纽约联合国总部，以免邵文光和李青原参加训练。 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学习，通过专业考试被正式录用了。
最终采用正式的学生25名、翻译10名、翻译15名。 最年长的唐荣华39岁，最小的刘结一22岁。
英语像列车，中文像扇子。
1979年9月10日，第一届联合国翻译人员学校举行了开学典礼。 张载梁担任了翻译训练的班主任。
培训班课程分为通知和用语课、语言课和翻译课。 一开始学校条件很简陋，从英语系借了两个教室，从西班牙语系借了一个，还不在一个地方。
第一学期翻译很重。 教育时采用的资料以联合国会议记录、报告为主。 其中包括很多专业用语、写法，这些“道”都需要学习和熟悉。
来自明尼苏达大学的美国女教授刘君若被组织说“圣经”，表演圣经故事，至今给很多同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张载梁给了翻译班的新闻阅读课。 《经济学家》是最常用的外刊。 蒋保忠想起当时北外的老师们认为《经济学家》的文案表现严格，文案精致，值得模仿。
译者必须精通各种类型的联合国文件。 每周至少要翻译三篇复印件，一篇由教师删改并在课堂上分解，另两篇由学生对照标准翻译自己制作。
班里有时seminar (研讨会)，讨论时事信息议题。 蒋保忠记得崔天凯看杂志、看报纸很快，seminar做好了准备，发言时总是自信地聊天。
教翻译课的钟述孔曾经在外交部工作。 施晓菁想起，他在中国英语句法结构比较的第一课，把英语句子记述在列车上，主句像前面的机车，一个从句和其他句子的成分像后面的车，用接续词依次连接在后面。 中文句子就像扇子，所有的成分都以中心意义为中心展开，由意义的直接连接组成。 这个形象的比喻使施晓菁加深了对这两种语言的表现形式及其背后文化差异的理解，她至今难忘。
对北外来说，也从零开始上同声传译课。 张载梁想起以前国内只有传话，译者站在说话人旁边，说话人一句话，翻译一句话。
视译是对同声传译的准备训练。 因为通常人的自然习性是停下来听对方说话，利用休息时间翻译，从而导致延迟。 同声传译必须克服这种心理障碍。 这需要通过训练，养成适当分配观察力、听、翻译、说话的习惯。
一学期中，张载梁每次上课前十分钟让学生练习数字。 他于1974年出国参加过第十八届教科文组织大会的临时同传事业，发现同传非常困难。 特别是数字上，中文以万为单位，英语以千为单位，很难换算。
1979年底，联合国提供的设备被搬运，建立了新的语音实验室。 从第二学期开始口译班的学生每人出了双通道录音机。 语音室建成后，培训班每周组织学生看一两部原创电影。
董黎于1980年毕业于北外英语系，被分配到翻译培训班专业设立的资料部门工作。 她告诉《中国情报周刊》，联合国不定期送来资料。 送来的资料有纸质文件和磁带完全配套的，这是最好的。 只有磁带，董黎可能需要询问哪个会议，在磁带盒上显示时间、发言人、复印件等进行分类。 除了美国、英国、加等英语国家外，资料中还有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代表的英语发言。
中文翻译的听力材料，从《人民日报》等报纸中选择长度合适、符合当时焦点的报道和国家领导人讲话，请同学和老师朗读录音，特别是请四川、江浙沪、河南、山东、广东等口音的人阅读。
几年后，资料部门高的柜子里收集了数百几千盘磁带，学生可以自由租赁。 董黎回忆，第一期学生租磁带很频繁。
培训班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待遇由国家正式员工按原单位支付原工资，在校生服从研究生的待遇。
来自上海考区的蒋保忠是三个人，宿舍位于一楼，同屋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研究生崔天凯和张文扬。 翻译班的蒋保忠和崔天凯不需要熬夜，通常晚上10点左右休息，但翻译班的张文扬看起来总是很辛苦，半夜在宿舍门口“给他们听”。
根据与联合国的协议，中方必须负责面积5000平方米的电气教育大楼的建设。 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馀秋里批准向北外拨款178万元。 项目列入1980年度专业建筑计划，由解放军工程兵部队施工，建于1983年。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 )向北京外国语学院提供了65万美元的援助，其中35万美元用于第一期训练，30万美元用于购买电气教育设备。 当时外汇在国内非常不足，北外采用了这种外汇，从挪威和日本购买了当时最先进的电气教育设备。
联合国中文翻译员
1981年1月，联合国副秘书长拉特里奇亲自前来主办了第一次联合国中文翻译人员的录用考试。
同声传译的录取考试类似于体操比赛的评分。 来自联合国、外交部、北外的7名考官组成考试委员会，每人制作了评分表，分为忠实、完善、机智、语言等几个部分。 及格线定为70分，但大部分考生都取得了80分以上的好成绩。
最后，25个人平均被录用了。 10个口译班中，4人被分配到纽约联合国总部，6人被分配到日内瓦办事处。 翻译组15人，10人前往纽约，4人前往日内瓦，1人前往内罗毕。
是联合国的员工，身份是“国际公务员”，发行联合国的员工护照，也是国家派遣的涉外人员，必须遵守“外交员规范”。 翻译组的大部分译者都被定为p2等级，即专业类员工，每月工资从3000美元，施晓菁等少数有多年经验的人定为p3级。 但是，工资必须全部提交大使馆，每人每月领取几十美元，被称为“装置费”。 当时的苏联、越南等也是如此。
纽约的口译员住在中国的纽约领事馆，每人住一个带独立厕所的单间。 管理简单，晚上也可以外出。 早餐，晚饭可以在领事馆吃，午饭可以和中外同事一起在联合国大楼的餐厅吃饭，向领事馆报销。 晚上工作很晚，有时需要在外面吃饭和出租车，也可以报销。
80年代初的纽约聚集了中国文学艺术家。 郭松棻、张北海、张大任等既是联合国的译者，也是作家。 在一次集会上，刘军通过郭松棻认识了木心，之后两人成为了30多年的好朋友，刘军也为木心翻译了很多作品。 但是，因为零花钱少，社会交往总是很困扰，他们也不敢交朋友。
对翻译精度的要求很高，译者在翻译后提交审查学校。 刘军的回忆，有时外交语言模糊，故意不清楚意思。 口译员翻译文件后，一点国家代表团会找到口译员，写作、表达方法变更，甚至代表团团长亲自找来。
联合国总部18楼有翻译组的大休息室，叫InterPreters’Lounge。 通常口译员没有办公室。 工作时在翻译盒里，不工作就来休息室看通知，在沙发上休息，看报纸，下棋。
邵文光是第一个去联合国的大陆译员，一起工作的是来自台湾的同事。 根据他的注意，这些人可以分成三代。 第一代是1949年前入职的，除了科长范家架，业务水平通常是国民党代表的发言是英语，所以他们有时在翻译箱下国际象棋。 第二代是进入1950年以后的以国民党元老熊式辉之子熊元夏为代表的国民党干部子弟，智能指数极高，反应迅速，业务精细，一切都是生家，翻译只占他们精力的一部分。 第三代是进入1970年代的，第一是参加保钓运动的台湾在美留学生，不等台湾当局，平时热衷于政治运动。 邵文光后来担任中国驻美大使馆公使衔参赞，凤凰卫视欧洲台长。
日内瓦的欧洲总部口译处也有interpreters’lounge。 口译员三人一组，工作由口译员预先分配到任何地方。 规定每周工作7次、8次以下、1次工作3小时、连续工作3次以下。
中文是联合国的工作语言之一，但实际上中国代表团是中文翻译的唯一服务对象。 中文口译的日常业务正在进行英语翻译，但常驻联合国员工的中方代表有英语基础，不太依赖翻译，因此口译的重要工作是与代表团的“面子”相关的中文翻译。 在重要的会议上，代表团有时为某个译员指定翻译。
周育强告诉《中国信息周刊》，大部分会议都有会议前和会议期间的文件用于翻译准备，但会议中有时会有新的复印件。 特别是在涉及人权、裁军等问题的答辩中，各国代表经常即兴发言，经常“吵架”，措辞激烈。 口译员不仅不能事前准备，而且没有任何错误，还能翻译中方代表的微妙表现。
联合国在会议上吵架时，翻译有时需要做不符合日常语法的翻译。 例如，在英语中，第二次出现同样的事情时被称为“it”，但中方代表点名批评国家时，特意叫口译员不要使用“it”，每次都直接说出那个国家的名字。 来自翻译培训班的口译员认识中方代表团的成员、大使，经常个人讨论观点，熟悉中方的角度。 这是因为更可靠。
2005年，周育强在联合国担任6个语言翻译事务，成为第一个担任翻译科科长的中国人。 他说，与在联合国工作的其他国家的翻译不同，中文翻译人员，特别是来自翻译培训班的翻译人员经常超过语言水平，因此许多人将来在外交道路上发展迅速。
李道豫从1983年到1984年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代表团副代表。 他感到掌握第二外语特别是法语在外交业务上是非常必要的。 他想起《中国信息周刊》上，当时联合国每天早上从8点到9点有1小时的法语课，每周开6天课。 各国代表团的成员上课需要费用，但联合国口译人员们可以免费上课。 别人没有精力学习，只有刘结一学习了好几次。 刘结一后来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现在是国台办主任。
根据协议，第一届翻译培训班的毕业生必须为联合国机构服务三年。 1984年9月，郎胜钿和崔天凯和各自的夫人一起从纽约回国。 郎胜钿认为，翻译培训班和联合国的工作给了他们融入世界的机会，使他们感到眼睛、视野、材料的水平不同。
从翻译学校到高翻译学院
1981年，从第二期开始联合国翻译培训班的学制从一年半改为一年。 1982年，第三期招生，学制改为2年，此后一直没有改变。 这一年，重新开始高考招募的4年制大学本科生开始毕业，翻译培训班以应届毕业生为中心。 张载梁提醒学生越来越年轻，学校希望他们培养得更好。
1983年，周育强回到翻译培训班教书。 期间，法国巴黎大学翻译学院的工作人员来到北外交流，周育强参加了接待。 对方建议这样的训练是否过于“速成”和“人为”。 我以为笔译训练在先，最后进入同传。 但是，周育强认为翻译培训班体制在会议的同传训练方面创造了独特的做法并取得了成功，可以说是意想不到的途径。
1989年联合国口译训练部成立十周年时，联合国副秘书长维兹纳来到训练部讲话。 他说中文翻译“正面赶上会议记录的翻译”。 以前会议记录的中文方案经常落后，现在可以和联合国其他五个正式语文方案各发行一个。 他说，优秀训练有素的口译员帮助说中文的代表与其他会员国交换意见，联合国秘书处理解中国代表团提供的资料，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发挥核心作用。
他还说联合国中文翻译员面临着一些特殊的困难。 中文是单音节的复印件，所以同样是5分钟，中文发言的复印件可能等于英语、俄语等多音节语言发言的10倍。 因此，把中文翻译成英语时，翻译需要说得很快，几乎无法呼吸。 他希望将来有新技术，能减轻中文译者的困难工作。
第一期联合国翻译培训班的毕业生签订了三年合同，第二期和第三期签订了五年合同。 之后合同可以继续，然后被允许签署终身合同。 空短缺逐年减少，但翻译培训班的毕业生很多，无法录用。 因此，自1993年以来，联合国不再提供资助。 这一年，北外自己开了最后的翻译培训班。 1994年，翻译培训班更名为高级翻译学院，纳入全国硕士培养计划。
从1979年到1994年，翻译培训班一共开办了13期，培养了200多名口译员。 包括外交部情报发言人章启月(第二期)、外交学院院长秦亚青(第三期)、邓小平翻译张维为(第三期)、驻加拿大大使章均赛(第五期)、外交部翻译室主任张建敏(第十二期)。 也有很多人在外语教育部门工作。
联合国翻译培训班停止后，联合国为向世界公开进行中文翻译类的竞争考试，开始制作备份者名单。
首次公开考试是在2001年2月进行的。 世界上聘用了34人，其中21人来自翻译培训班和北外高翻译学院。 但是，在高反学院录取的11名教师和学生中，只有1人当时在进行。
现在北外高翻译学院副院长李长栓毕业于最后一届翻译培训班，他参加这次考试同时合格，2005年接到任用通知。 他告诉《中国情报周刊》，去联合国工作人员必须从低级开始，自己被选为副教授，业余还可以做翻译工作了。 因为考虑到那个我放弃了这次机会。
之后，联合国于2006年、2008年、年、年、年进行了面向世界的中文翻译考试。 其间还进行了几次同传和逐字记录考试。 在迄今为止的考试中，高翻译学院对联合国中文译者的贡献率最高。
《中国信息周刊》年第20号
声明：刊用《中国信息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田博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