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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后，需要引出新的问题来回答。 例如，为什么这个理论体系的定义不包括毛泽东思想？ 你对过去所说的“从毛开始，成为邓小平”怎么解释？ 等等。 现在来谈谈个人看法吧。 我认为有必要明确三个问题。
关于近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时限。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理论概念，也是历史概念，存在规定现代中国历史时限的问题。 关于近代中国、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三大历史是如何划分世代的，请参见仁见智。 因为它的认知会随着历史的迅速发展而变化。 例如关于“近代中国”，其上限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定论。 那个下限是什么时候？ 这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确定的。 近年来，历史学界认为应该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进行规划。 那么，如何配合“现代中国”的时机呢？ 如果“近代中国”之下限定在建国前的话，其上限确实是从新中国成立开始计算的。 其下限是多少？ 这里首先存在是否把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分开的问题。 不同学者有不同的看法。 “现代中国”是现在录用率很高的概念，十七大报告也大量采用了这个概念。 我赞成区分两者。
我认为“现代中国”和“现代中国”的时限划分是党的第十一届第三中全会。 根据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重要文献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区分建国后历史的边界。 小平在1979年3月指出:“第十一届第三中全会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转折，这是新历史快速发展阶段的开始。” 十七大报告指出，1978年，我们党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改革开放历史的新时期。 因此，这个断代的时限很明确。 如果承认这样的断代，第十一届第三中全会是“现代中国”的下限，也是“现代中国”历史的起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特定意义的历史概念。 十三大报告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找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 既然是“开始”、“开拓”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就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新时代。 也就是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 胡锦涛同志的报告也是这样认定那个时态的。 宗明义报告了“旗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是当代中国迅速发展和进步的旗帜”。 回顾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29年的历史成果，还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称为“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报告指出，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当代中国的一切迅速发展和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这证明十七大已经认定了“现代中国”的时限。 既然有了这样的确定划分，现代中国的社会主义理论只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二是关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的内涵。 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宏伟的理论体系。 理论传脉言，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都包含在其中，同时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一脉。 86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重大理论成果可以根据实现的两个历史飞跃分为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 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理论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理论。
为什么要这样区分？ 因为两者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是共同的。 以毛泽东同志为中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例如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提出了许多好的思想观点和比较好的思想观点，这已经在第二项《历史决议》中论述过了。 但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总体上还不完全清楚，因此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不系统，不完全。 第一代中央领导人集体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党的八大前后有了良好的开端，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既然指当代中国的创新理论就不包括作为基础理论的毛泽东思想。 当然，不包括不重要。 那依然是我们党必须多次指导的思想。
自从十四大提出“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来，尽管没有明确区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这种区别还是实际存在的。 十四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 “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文案是学习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 十五大报告还指出:“多次重复邓小平理论，真是多次重复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十七大报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时说，“再三迅速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 这些都是以区分基础理论和创新理论为前提的，存在证明两者关系的一种东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定义正是这个逻辑用途。
三是关于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理论而不是本源理论。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根源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迅速发展。 对此，小平先生曾经表示:“从多方面来说，至今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但还是会发生没有做的事件，反对错误的修正，把没有做的事件做好。 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还是要做这件事。 当然，我们也在迅速发展。 然后，必须继续快速发展。 ”。 基于这一认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毛开始，变成邓小平”一词非常流行。 在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之前应该指出这一说法反映了当时的历史事实和认知水平。 但是，自从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以来，其他创新理论层出不穷，正如列宁指出的那样，“我们对社会主义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既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认识发生了很大变化，“从毛开始”的说法就要具体分解。 如果我们党提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实际结合，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即从指导思想的做法论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完全可以说是“从毛开始”。 但是，就今天提出的一系列创新理论来说，特别是在实施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指标制定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话，就不能说是“从毛开始”。 其说法毕竟是上世纪的认知，根据历史的迅速发展修正一点认知是正常的。 (石仲泉作者是前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