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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初，来自海南省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各地。 这个最南端省把177个行政管理权直接下放给市县和地级市，提出了补助改革制度。
省管县涉及中国很多地区经济的迅速发展、财政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多种拷贝的改革措施越来越受到关注。 专家认为，这条改革道路逐渐明确。
党的十七大建议简化、规范各类议事协调机构及其事务机构，减少行政水平，降低行政价格，着力处理机构重复、职责交叉、政出诸多问题。 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的蓝图，第十五年计划纲要确定提出“理顺省级以下的财政管理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省级直接县的管理体制”。 此前国务院在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一些意见中提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加快推进‘省直管县’财政管理体制”。
2007年5月安徽省政府宣布，无为县等12个县实施了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扩大试验。 “扩权”试点县与省管辖市具有相同的经济管理权限和部分社会管理权限。 据统计，从1992年到现在，全国已经有20多个省试行省管县。
1982年推进市管县
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七成
针对省管县的改革，我国很多地区都实施了地级市管理县的体制。
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三十条的规定，省、自治区分为自治州、县、自治县、市。 直辖市和大市分为区县。 自治州分县自治县市。 焦洪昌认为，实际上我国宪法设计的地方行政区划主要是省、县、乡三级体制。
现在的市管县结构始于1982年，从此我国很多地方改变了曾经是省政府派遣机构的地区(地区)体制，实施了市领导县。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育研究部的汪玉凯教授说，当时处理过去许多地方地区和市并存问题是第一位的，想通过一点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推动周围地区的迅速发展。
据焦洪昌称，地级市管县的数量占全国的70%。 这证明市管县已经成为中国地方行政的首要模式。 地级市管县常态化后，实际上是省县乡三级体制，一级地方政权增加，成为省市县乡四级体制。
县域经济的“泵
一点地级市辐射作用有限，城乡差别很大
汪玉凯认为市管县的体制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应该充分肯定，但也暴露了一点弊端。 比如增加行政管理水平，容易切断财政资金和政策，影响了县级经济的迅速发展。
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育研究部的张占斌教授认为，中国地级市许多中心城市起点低，城市基础薄弱，相当多的中心城市不是经济快速发展自然形成的经济中心，而是被推上了中心城市的位置。 由于先天性发育不良，其经济实力与管辖的县没有很大差异，比不上管辖的县，另外部分市管辖的县数量也很多。 由于这个中心城市不能比较有效地牵引照射放射线管辖的县，这是地级市发生“弱市强县”现象的体制根源。
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城市改革和城市化的加快，有些国有公司出现了很大的困难，部分市级政府的财政压力增大了。 多个市将越来越多的能源用于城市化建设、国有公司改革、摆脱困境等事业。 由于地级市自身实力不够，随着财政紧张，不仅不能拉动县域经济，还出现了很多与县域经济争夺利益的现象，实际上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抽水机”。 在现在的财政转移支付和分税制的情况下，地级市为了中心城市的迅速发展，经常陷阱所铁县的资金，城乡差别越来越大。
1992年浙江省试水
强县扩权、财政改革成为关键词
市管县体制引起的一点问题，已经引起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注。 “十一五”计划和其他文件中减少行政层面的思想和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实行财政上的省直管县改革的表现在实践层面上被探索，许多省开始了省管县改革的尝试。
浙江省快速发展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的研究表明，1992年至今，浙江省连续四次颁布政策，扩大了部分经济比较发达的市(县)的经济管理权限。
1992年出台了扩大萧山、馀杭、鄞县等13市(县)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的政策，主要扩大固定资产投资项目的审批权、外商投资项目的审批权等4个。 1997年，萧山、馀杭同意享受地级市部分经济管理权限，第一有固定资产投资审批管理权限等11项。
2002年，浙江省进一步扩大和完善了20个经济强县(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将313项本来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移交给了这些县市。 这些权限几乎涵盖了省、市两级政府经济管理权限的所有方面。 2006年，再次发表文件，扩大义乌市经济社会管理权限改革试点事业。 除了决策管理、重要资源配置、重大社会事务管理等经济社会管理的几个事项外，还赋予义乌市和设置区市同等的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在省管县改革中，浙江模式是很多地方参考的蓝本。 其他省推行的省管县改革，往往从经济管理切入，向县级政府移交经济管理权，扩大县，推进省管县财政改革，进行试点的县大多是经济实力较强的县。
海南模式还是浙江模式
财政省管县先行，行政省管县成为未来的方向
汪玉凯用海南模式和浙江模式说明省管县改革的方向，以浙江为代表的改革以扩大县级政府经济管理的权限为第一，而且浙江模式非常重要的经验是财政体制上的省管县，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是完全的省管县
海南自1988年建设省以来没有实施市管县，海南省20多个县、县级市、地级市都由省直接管理，是独立的经济单元，不存在地级市对县的行政管理问题。 这也可以说明海南省这次行政管理权的移交既包括县、县级市、地级市的理由。 这是因为它们之间只有行政层面的差异没有行政的从属关系。
汪玉凯表示，浙江模式仍然是目前许多地区推进省管县改革的参考途径，海南模式与其省域面积小、县级地区少的省情密切相关，但从财政省管县到行政省管县，“否则光财政无关。
“首先实施财务省管县，最后到达行政省管县”，在省管县改革的问题上，很多学者都有这种看法。 焦洪昌说，这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一个方向，也是对我国宪法的回归。
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认为，省管县的改革，总体上可以分为三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现在各省的改革考试，即省第一步是直接管理试验县的财政，适当委托经济管理权，但依然对市县 第二步是市和县的分治，互不上下关系，要分别由省直接管理，重新配置市和县的功能，增减市的功能，合理扩展县的功能。 第三步是市改革，合理扩大市区，精简机构和人员。 总方向是废除以前传来的管县的地级市，保存水平只负责城市本身的管理，应该由省直管县负责。
配套改革要赶上来
专家建议不要踢一脚。
汪玉凯认为新闻网络为促进电子政务的迅速发展，减少行政水平创造了条件。 行政省管县需要各方面的补助改革，从海南省的情况来看，行政上的省管县也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 这次提出了相关意见。 也就是说，根据原来的省管县体制，完善这个体制。
他认为，由于省管县的体制，特别是行政上的省管县，省级政府直接面对县级政府，县级行政区域多，省级政府的管理就面临很大的挑战，这需要统一考虑在更大范围内慎重可靠地推进改革。
周天勇说，省直管县的改革，应当在具备条件的地方进行改革的尝试，条件暂时不够的可以等具备了条件后再试。不可一哄而起，也不能“一刀切”。他认为具备条件的地方首要包括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省域面积较小，且改革呼声比较强烈，干群认知比较一致的地区。并且，对层级不要刻意划一，要考虑到地区的特殊性。 (记者 刘晓鹏) 【:唐伟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