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文章3792字，读完约9分钟
外交部于近日起对公众开放1961年至1965年间的第三批最新解密档案，档案馆在从业日（周五下午除外）向社会开放。 本报资料图
点击查看其它图片
(声明:这篇文章的版权是《国际先驱导报》，任何媒体需要转载的，必须得到该报纸的许可。 中选择所需的墙类型
最新的外交文件解读事业费为3年，约有70多名在职、退休外交官和文件运营商从事，解读文件的数量为前两次合计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常璐、侯丽军从北京到北京朝阳门外的外交部大楼东侧，有一座有点旧的办公楼。 不仔细看的话，人们不太注意到那个门口的指示铜牌。 外交部于11月12日公开第三批密码破译文件后，《国际先驱导报》的记者走进这座名为南配楼的办公楼，揭开了这依然有点神秘的地方的面纱。
从南楼乘电梯上7楼，走完走廊后，到达了外交部的开放文件借用处。 出租地址有两个。 其中一个是登记服务台和搜索台，旁边有文件阅览室。 乍一看，这里像是一般机关单位的内部阅览室，这里贵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资料像内涵的画卷一样在记者眼前一个接一个地展开……。
黄色的纸是数字化的
2004年外交部首次公开解读文件后，中外人员可以在开放文件借用站查阅自己感兴趣的解读文件:包括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示、各种重大外交事件文电、政府间条约和协定等。 与记者以前想象的不同，这里看不到黄色的纸和山一样的文件，这些珍贵的历史文件完全数字化，被计算机扫描，使用者可以在网上直接阅读。
本报记者在前台登记时出示了本人身份证和单位介绍信。 注册完成后，可以按照员工的指示，在搜索电脑上填写自己的身份新闻提交和文件采用目的等电子表格，填写完表格后开始阅览文件。
接着，记者在电脑上输入“中国、苏联”、“周恩来”等关键词和相关时间段时，电脑的显示器上马上显示包含关键词的一系列文档。 记者选择感兴趣的文件提交申请，来到前台支付费用。 该员工对记者说:“一份文件需要支付2元的价格费，一次最多可以提交10份申请。 ”。 我马上给记者密码。
记者把这个密码登录阅览室的电脑后，坐下来慢慢阅读这些电子版的文件。 这些原件不能出借，但使用者需要复印时，可以直接向机器提交复印申请，付钱领取。
唐家璇建议开始解密文件。
1999年，在当时的外交部长唐家璇的倡议下，外交部成立了“开放文件鉴定小组”，正式开始了文件解密事业。 当时，外交部组织了近100名在职和退休外交官参加文件解读事业。
考虑到文件解读事业的要求很高，外交部向各地区司副处级以上、经验丰富的外交官逐一筛选、分工初审，在评审单上写下自己的意见，比如评价秘密级，同意或不同意开放等，提出理由。 由外交部各第一司局和有关文件的有关中央部委审查，外交部文件鉴定开放指导小组审定和外交部部务会议通过，最后公布外交文件计划和目录报国务院批准。
最初的解读事业完全是手工完成的。 在第二次解密业务中，所有文件都被事先扫描到计算机上，专家阅读原件后，直接在计算机上写评论意见。 另外，第二次解密不需要复审，专家意见阶段性报告批准后可以开放文件。 此外，外交部购买了专门的文件解密软件，通过设置和分类标准，可以大大提高从事文件解密的员工的工作效率。
今年11月12日已经是第三次解密文件了。 档案馆的鉴定和开放无处不在的张素林表示:“2006年到2008年间，约70多名在职、退休外交官和档案运营商参加了第三次档案解读事业。” 这次解密的文件数是前两次的合计，开放率也达到了70%，接近国际标准。 张素林说:“完成这项工作绝非易事，背后有外交部很多员工的辛勤努力。”
卸任大使率领面板鉴定小组
2006年6月，受外交部欧亚司委托，担任吉尔吉斯斯坦、拉脱维亚、哈萨克斯坦、乌克兰四国大使的姚培生与另外三名外交官组成了一个文件鉴定小组，于1961年至1965年之间组成了关于中苏关系问题的外交文件
“预定在这个时期解读的中苏关系外交文件近600卷”姚培生对《国际先驱导报》提出了“外交部档案馆把这些文件交给我们组，要求我们审查，不要落地一页，完成任务的大致期限。 ”。
姚培生回忆说，在文件审查过程中，鉴定小组成员之间要经常就整理重要文件交换意见，互相参照。 “以1963年7月的《中苏两党会谈记录》为例，这个记录长达600页，是机密性最高的文件。 但是，小组成员在认真讨论后统一了所有的开放是可能的意见。 ”。
为了方便网民阅读，员工把原来的600卷文件通过复印件分割成2000个小卷。 “一捆原始文件有20到30个小卷。 比如邓小平率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和苏方进行了会谈。 其中包括礼宾活动、会谈记录等多份复印件。 我们在复印过程中对它进行分类。 从目录来看这个的话，阅览也很方便。 ”姚培生说。
发表中苏关系变迁文件
2004年以来，外交部的两批从1949年到1960年开放了41000多份文件。 这次外交部向国内外解读的外交资料共计41097件，时间跨度从1961年到1965年。 外交部馆长郭崇立对《国际先驱导报》表示，外交部迄今解读的文件数量最多，“占这个时期外交文件总数的70%，前两次开放比例分别为60%和30%”。
郭崇立说，在这次解密文件中，中苏关系进化文件的开放比例创历史新高。 从1963年7月14日苏联发表的《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共产党员的公开信》到1964年10月的赫鲁晓夫下台，是当时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中苏关系问题的指示、指示、内部演说、情况调查报告、双边谈判 其中重要的历史事项是1963年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去莫斯科与苏联方面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进行会谈包括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国家关系相当紧张，面临着要去哪里的问题。 1964年周恩来出席苏联10月革命纪念活动的中国协助苏联向越南输送军事援助等。
“这次中苏档案的开放度非常高。 比如中苏两党会谈记录的详细复印件，包括赫鲁晓夫会见邓小平时的话，我们一句话也没有保存。 ”。 姚培生大使说。
另外，在这次开放的文件中，1962年的中印边境战争相关文件也同样受到关注。 其中包括中方当时的应对措施和撤退人员等情况、中方释放印度俘虏的声明和具体安排、中方与印度方面谈判的情况，如《国防部发言人声明》、《中方向印度方面通报释放俘虏》等文件。
解读中美26次大使级会谈
关于中国在1961年至1965年期间积极改善与发达国家关系的真相，这次解读的外交屏障事件也逐一记录下来，其中最明显的是中美大使级会谈。 从1955年到1970年2月，中美两国大使共进行了136次会谈，为中美建交奠定了基础。 这次开放文件与中美两国继续通过大使级会谈(第103次至第128次)进行对话有关，双方华侨回国，交换记者，裁军，涵盖越南战争、武器实验等，中方会谈方案、往来电报、谈判口径
在这次的解读文件中，首次公开了“法海外交部欧洲事务负责人谈中法建交事”、“黄镇向法国总统戴高乐提交国书”等多份关于中法建交历史的文件。
另外，在这次解密文件中，1962年11月9日，廖承志和高琦达之助在北京签订了关于中日两国民间贸易迅速发展的《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备忘录》，相互设立常驻事务所，任命常驻代表，签订了相互派遣常驻记者的协议。 “这些文件反映了当时中日关系的重要优势是‘民促官’。 ”郭崇立说。
解读今后三年文革期间的档案
据本报记者介绍，根据《档案法》及其实施方法的相关规定，新中国成立以来形成的文件自形成之日起对外开放30多年。 郭崇立说:“现在的文件解读事业是‘集中整理不足’，外交部计划在今后3年内完成1965年到1977年的文件解读事业，之后实现文件的年年解读开放。”
郭崇立表示，外交部解密文件的大致有四个，概括来说是“四个否”，即“影响国家利益，特别是安全利益的所有文件都不开放。 影响中国和其他国家关系的所有文件都是不开放的关于隐私的所有文件都是不开放的。 影响民族团结的文件打不开。 ”。 除此之外的外交文件都可以开放。
本报记者用电脑查了一下，发现很多文件是手写新闻稿，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自己起草的文件是用毛笔写的苍蝇头小楷书，有些谈话记录是当时外交官用细笔手写的。 郭崇立说:“这些给员工的检查事业带来了很多复印件识别上的困难。”
记者在阅览文件时，也观察到文件中不能公开的部分被涂黑。 郭崇立表示，“这种掩饰技术的引用符合国际规范方法，消除了因重要文件不能一两段公开而不能被公众采用的情况，提高了文件的开放比例。 ”。
开放文件得到了广泛的利用
自2004年外交部公开第一份解读文件以来，外交部开放文件借阅处已接待文件使用者3400多人，其中有海外使用者700多人，包括稍微研究中海外交史的外国学者。
现在，这种公开的外交资料不仅为中外学者研究中海外交史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且成为公众理解信息报道生动实例和外交历史的重要途径。 许多专家认为外交资料的进一步开放体现了中国政府依法治国的理念和对国民知情权的尊重，是中海外交越来越自信和成熟的表现。
根据已经解密的档案，外交部档案馆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海外交档案选编》的第一集和第二集，以及《解密外交文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档案：1949～1955》， 《建国初期的外交部》等一系列畅销书，使公众能够越来越多地了解外交决定的过程和中海外交快速发展的历史。 【:唐伟杰】
